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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视角看待政府与新型企业组织的关系

作者:admin 时间:2018-09-09 浏览:人次

  如何处理好政府与新型企业的关系,是政企双方乃至全社会需要共同面临的挑战。在这一点上,经济史中既有正面经验,也不乏反面教训。
 
  典型的正面经验如上文提到的十七世纪的荷兰和十八世纪的英国。虽然从现代人的视角来看,东印度公司的企业组织模式伴随着非正义的殖民侵略和惨无人道的奴隶贸易,应当被批判;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政府和新型组织关系的妥善处理在当时的确为荷兰和英国的崛起提供了强有力的引擎和较为平稳的国内政治经济环境。
 
  再如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既有效利用托拉斯模式快速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又能在托拉斯模式对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造成了潜在威胁时果断出击,先后出台《谢尔曼法案》和《克莱顿法案》。西奥多·罗斯福政府强势拆分或解散了多家托拉斯组织,保障了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大量研究表明,这一时期的反垄断实践及其相关思潮为日后美国经济活力的提升和社会平权运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典型的反面教训譬如清末。票号经过长期发展之后已经积累了充足的原始资本,而且拥有了较为丰富的管理经验,初步具备了现代银行业的雏形。以日升昌票号为例,1850年已在北京、天津、西安、济南、苏州、扬州、成都、重庆、长沙、汉口、南昌、广州等地设立了18家分号,网点遍及全国,涉及存贷款、金银汇兑等多种业务。江南地区的新型工商业企业也已经初步规模,有了长足发展。然而,由于中国古代长期畸形的政商关系,加之国内动荡的政治环境和外国企业的竞争压力,这些新型的本土金融组织方式和工商业组织方式很快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除此之外,在过去一百年时间里,日本政府与六大财团的关系、德国政府与大型制造业企业的关系、韩国政府与三星集团的关系等案例都能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妥善处理好政企关系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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